《花街九故事》收录了徐则臣关于“花街”的9篇小说，是一部“主题小说集”。其中，既有《如果大雪封门》这样的鲁奖作品，又有一些相较而言“声名不显”的小说，但它们都共享着花街这一叙事空间和部分人物，这一特点使整部小说集结构精巧，在篇目选择上就与某些随意拼凑的小说集拉开了差距。

　　其中的不少作品，都有一个第一人称叙事主人公“我”，这些故事在“我”的耳听目睹下发生，保持着一个位置合适且有调节余裕的叙事角度，在将每个故事缓缓道出的同时，也给小说增加了旁逸斜出的空间，衍生出与“我”相关的诸多细节。而这些如枝蔓般野蛮生长的细节，恰恰就是徐则臣作品的有趣之处——读他的小说，读者即便预知了结局，却还是会被过程中的枝枝杈杈吸引。从起点通向终点，中间有无数条可能的路径长沙装修公司，而徐则臣往往能设计出一条条弯弯绕绕的路线，像一个经验丰富的领航员，带领读者们完成这场惊险而又富有魅力的文学漂移。

　　在这9个故事中，“花街”无疑是一个关键词，而隐藏在“花街”背后的，则是一个个小人物的苦涩与坚守，是一个个理想的膨胀与幻灭，也是一个个命运悲剧的循环与往复。

　　作家笔下的“小人物”几乎可以串联成一条人物序列。在《如果大雪封门》中，他用俭省的文字和幽默的语言，刻画出几个北漂青年的日常生活。小说中的几个人物背井离乡来到北京，要么以“贴小广告”为生，要么以放鸽子为业，恰如鲁迅所言的“走异路，逃异地”。在此，徐则臣细腻而深刻地展现了他们在都市中感受到的绵绵不绝的孤独，一针见血地描写出这些漂泊者在高楼大厦中穿行时的晕眩与迷惘：“穿行在远处那些楼群丛林里时，我感觉像走在老家的运河里，一个猛子扎下去，不露头，踩着水晕晕乎乎往前走。”主人公慧聪从小向往北京，也期待着见到“大雪封门”的景象，还不管不顾地在高考时写下了“如果大雪封门”这样的作文标题。在故事的最后，慧聪终于看到了他心心念念的“大雪封门”的景象，而幸存的鸽子的数量也还“勉强可以交给他叔叔”，让他获得了继续留在北京的希望。在这里，作家似乎是有意为小说设置了一个“光明的尾巴”，给了慧聪等人继续如野草般顽强生长的动力。

　　如果说《如果大雪封门》讲述的是从花街走出的小镇青年们在北京的漂泊沉浮，那么《人间烟火》《大水》等几篇则是直接聚焦于花街上各色人等的苦乐人生。在《人间烟火》中，我们看到了苏绣和陈洗河那跌宕而又凄苦的一生，在历经千帆之后，“他们再次沉默，两颗白头在花街上低下去，再低下去。他们的内心无人知晓”。在花街上，生老病死意味着传承与接续，却也代表着宿命的回环往复，苏、陈二人的养女招娣年纪轻轻就意外怀孕，似乎就是在延续着苏绣早年的命运。小说的结尾这样写道：“苏绣说话的时候头发雪白，面目平静，仿佛几十年的光阴从未经过，是一睁眼就到了今天。”人生路上的跌跌撞撞与痛彻心扉，都化为几缕白发随风飘散，只剩下豆腐坊中的人间烟火，而生命中的一切大喜大悲也随河水一同流逝，只剩下不悲不喜和淡然以对。

　　到了《失声》，作者仅凭语言和动作描写，就能在三言两语间把几个人物的性格刻画得惟妙惟肖：轻佻痞气的瘸腿三旺，耿直护妻的屠夫冯大力，执拗坚强的姚丹……在大力坐牢后，姚丹不愿委身于“我”父母的饭店，最终沦为挂灯笼的暗娼，冥冥中应了瘸腿三旺死前的谶言。姚丹的生活在大喜与大悲、哭喊与失声之间摇摆，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叙事张力。每当姚丹的生活走向正轨，就往往会迎来转折，而读者们的情绪也随着这些波折而起伏变化，进而通过姚丹这一个例窥得万千普通人在面临选择时的歧路彷徨。而在《大水》里，小人物的生活之苦得到了更为深刻的展现。沉禾的妻子靠“卖肉”来换肉，而沉禾也在屠夫年七的压迫下无可奈何，让人不由想到沈从文笔下的《丈夫》。但比起沈从文小说中的那种化悲愤为平淡、化特异为日常，徐则臣的小说更显出奇诡、隐秘，将大量的信息隐藏在庞大的叙事冰山之下，供人无限遐想。

　　除了将目光对准“小人物”的生活窘境，作家还注意到了他们深埋心底的理想，以及这些理想在现实倾轧下的幻灭。在《如果大雪封门》中，“大雪封门”只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状态，是承载着“我”、慧聪、宝来等北漂们生活理想的一个象征物，而鸽子这一意象也为整篇小说营造了一种幻灭的理想化氛围。在“大雪封门”之后，主人公们依旧要面对苦涩、枯燥的生活：宝来已经被打成了傻子，慧聪还要继续喂鸽子，“我”、行健和米箩则要继续那似乎永无出头之日的“贴广告”工作……大雪作为人们理想的象征物，在结尾处把整个故事推向了高潮，但落潮之后的那些难为外人道的辛酸，也同样被大雪封门的盛况所短暂掩盖。

　　像这样对理想与现实的关系进行探讨的作品，在《花街九故事》中不占少数。在《伞兵与卖油郎》中，“我”的童年玩伴范小兵狂热地追逐着自己做伞兵的梦想，却在父亲这个退伍英雄的规训下，无奈接受了成为一个“卖油郎”的现实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执着于做伞兵的范小兵，何尝又不是另一个对“大雪封门”孜孜以求的慧聪？毋宁说，范小兵和慧聪就是每一个平凡却又心怀梦想的普通人。到了《苍声》中，“理想与现实”的对比则让人心惊胆战，不忍卒读。在此，徐则臣使花街上的“藏污纳垢”得到更为赤裸、粗粝的显现。从吴天野对何校长的压迫，到大米等孩子对傻姑娘韭菜的施暴，作家借“我”的视角直面花街上的人性之恶，让“我”在亲历一系列苦难与罪恶后，拥有了自己梦寐以求的“苍声”，却发现这不但不值得炫耀，反而象征着屈辱与丑恶。在这里，作家没有刻意地设计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尾，而是带着读者们直面人性最深处的阴狠与丑陋，以现实的不堪凸显了理想的虚无。

　　按序读完这些作品，我们会发现徐则臣对于“花街”这一叙事空间的建构也逐渐趋于完善。在《花街》《失声》等作品中，作家以大段文字铺排花街地理环境与人文特征：青砖灰瓦的院子，古朴瘦高的门楼，鳞次栉比的店铺，清凉幽暗的石板路，以及挂满灯笼、令人迷醉的街道……而在到了《大水》，作者才不疾不徐地说出“花街”的由来：“这些挂灯笼的女人多半是从运河上游漂流下来的，在石码头下了船，就不打算走了。”在这个精心构筑的叙事场域中，作家信手拈来地讲述着一个个故事——它们有关花街，也有关每一个在生活之海中漂泊的普通人。在这个意义上，读完这些故事，我们不仅了解了花街这一“徐则臣的纸上故乡”，也在每个人物的挣扎与执着中，看到了镜子里的自己。